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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未来20年或将出现大衰退

发布时间:2021-01-25 10:20:31 阅读: 来源:补偿器厂家

外媒: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未来20年或将出现大衰退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逐渐放缓,过去积累的风险将在未来20年爆发。  中国已经保持了连续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分析人士预计,中国将于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扮演全球领袖的角色。

中国领导人此前强调,当中国经济进入增长放缓的“新常态”时代,应更注重质量——尽管中国经济每年约7%的增长仍将为全球之冠。  去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消费超过投资成为推动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这显示出中国经济正在重组。此外,服务业现已占经济规模的46.7%,超越了制造业的份额。与此同时,新注册企业在同期增加了六成。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去年8月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虽有波动,但无法与迪拜或日本的情况相提并论。中国按揭负债率仍然偏低,首付比例至少为30%。  而随着城乡收入在过去几十年大幅增加,除一些例外个案外,负担能力比率仍处于合理水平。  渣打银行数据显示,在17个国家中,中国的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排名居中,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的水平。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消费者的信贷仅占总负债的一小部分。  诚然,由高回报的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组成的影子银行领域正不断扩张。但有人估计,中国的影子银行业规模为正规银行业的28%,远低于美国的200%。  中国的银行业存款总额超过15万亿美元,且每年增加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  中国正改造其制造业基地。仍生产全世界80%的空调、90%的个人电脑、75%的太阳能板、80%的手机和63%的鞋类。此外,该国占全球研发活动投入的比重已达到12.8%,领先于英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认为,新形成的世界秩序犹如一个双日太阳系,这两个太阳就是美国和中国。  奥巴马政府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确认“美国一直是并将始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并宣称:“虽然会有竞争,但我们不认为(与北京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问题就来了:哪个“太阳”会照耀地球?本世纪会是龙的世纪吗?  事实上,过去30年间曾驱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的因素将很难再在此后的三十年中继续维持效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逐渐放缓,过去积累的风险将在未来爆发。  人们将很快发现,GDP总量世界第二将有可能是当代中国昙花一现的一个巅峰,它完全有可能迅速从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开启一个相当长期的大衰退旅程。  人口红利消失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大焕城市化战略研究院院长童大焕撰文称,上世纪50至80年代初的中国人口生育高峰,带来了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但是今天,1980年计划生育第一代出生的孩子都已经34岁了,接下来进入职场的都是农村二胎城市独生子女一代。  高盛集团哈继铭此前指出,根据他们的测算,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就在2015年,2015年是中国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会中的占比达到73%的最高点,比当年的日本还要高。  但是由于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早期的光荣母亲政策会使得中国老龄化到来得非常的剧烈、非常的迅猛,劳动力大幅下降,所以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很大的挑战。  人口是一切财富之源头和归宿。在计划生育、城市化导致生养成本大幅度提高、个人主义、女性独立、不承认城市贫民窟、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权利得不到保障等政策、法律、社会、文化多重因素“十面埋伏”下,中国人口生育率已处在世界最低行列而且仍在下降,远远达不到2.2的世代更替水平。  据梁建章、黄文政先生的文章介绍,在过去200年里,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别是35.0%、21.8%、22.1%和19.0%,且仍在大幅下降。  虽然中国人口现在占世界的19.0%,但中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仅占世界12.0%。在2.2的正常更替水平下,现有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现行“单独二胎”政策杯水车薪。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什么?日本就是前车之鉴。日本在20世纪50至8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连续30年GDP的平均增长超过8%,在1990年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一。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口结构老化,日本企业的创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滞。相对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日本企业显得保守而迟钝。  先是半导体,后是软件、通信行业,最近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行业,日本企业在一个又一个新领域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日本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20几位。  美国二战以后的婴儿潮和大规模高等教育投入,使其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培育了庞大的高素质年轻人口。这些年轻人创造了像微软、苹果这样的高科技公司。  得益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高科技企业,美国经济发展速度从90年代开始反超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先锋。  199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曾经高于美国20%左右,现在低10%左右,按购买力计算和香港差不多。日本最大经贸团体研究所认为日本可能在2050年前退出先进国家行列,原因是孩子太少了。  计划生育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二胎政策不论在城市和农村推行,都有可能加剧第二胎的生男现象并有可能因此强化性别比失调。这将是中国无法克服的大难题。  女性的独立对生育率也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女性越独立,生育率越低。一来她不要通过生育确立自己在家庭乃至家族中的地位;二来她也不靠生育来养儿防老;三来她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人类传宗接代的事业。  城市化和女性独立都会大大降低生育率。因此中国事实上已经到了需要像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补贴生育的时候了。  国企红利消失  中国国企红利过去16年以来一直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事实上,中国的国企走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在毛泽东时代,国企的发展实际上有两个鲜明的阶段。在建国初期,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但国企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很快发展起来。  在毛泽东所规划的新民主主义体制里,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是要长期共同存在的。但种种因素包括意识形态上私营企业缺少合法性、没有健全法律的保护、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以及国企和私营之间的利益之争,私营企业很快就走向了终点。  一旦私企消失,中国就很快进入了一个全面计划经济时代。不过,也很显然,一旦竞争消失,企业也就不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  在计划经济时代,所谓的国企实际上是一个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于一体的组织,或称“单位”。这种组织在动员国家资源,实现国家初步现代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各方面的代价(资源、人力、生命等)是很高的。当然,最大的代价是人们后来所看到的普遍贫穷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后,国企进入另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但如果细分,这个时期的国企发展又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早期的1980年代,国企进行了一些内部改革,主要是分权,就是政府为了给企业提供激励机制,分权给企业。  从制度创新来说,80年代的主要成就不在于国企改革,而是容许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包括民营企业和各种合资和外资企业。这些新体制为日后的国有改革创造了制度条件。  第二个小阶段就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的改革。到80年代和90年代初,国企全面亏损,国家面临财政危机,国民经济运作困难重重。  因此就有了“抓大放小”的改革,在组建大型国有企业的同时,把大量的中小型国企实行民营化(或者说中国式的“私有化”).  在“抓大”构架内,政府对大型国企实行企业化(或者“法人化”),就是把企业的政治、社会和其他功能分离出来,同时也把竞争机制引入国企,让其成为真正的企业。而“放小”构架内的民营化,大大推进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90年代中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国企和民营保持了相当平衡的态势,并且两者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段时间,在制度建设上也有长足的进步。政府修改了宪法,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  之后,又通过的《物权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提供法律保护。  但2008年之后,国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一爆发,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救助计划,而这“四万亿”基本上都进入了国企领域,没有民营企业的份。巨额资本的流入,为国企的大扩张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  从此,国企走上了大扩张道路。当时的领导层因为对金融危机的过分担心,只考虑到国家如何避免金融危机,而没有对国企的这种大扩张的结果有足够的考虑。  国企领导层的唯一目标就是把国企做大。这就很快改变了90年代中期以来的局面。原来,国企被要求在具有国家战略的领域内发展和壮大,但2008年之后,国企到处扩张,哪里能盈利,就走向哪里。  一句话,2008年之后,国企不仅侵入了原来民营企业的空间,而且很快就在原来的民营企业空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也很快就改变了原来国企和民营相对平衡的局面。  但国企终究难逃腐败低效的公地悲剧命运。  有一组数字可堪玩味:世界500强公司在2013年间,共有50家公司出现亏损,其中中国大陆16家公司跻身其中,亏损总额高达人民币377亿元。这16家公司全为国企。  中国企业家协会资料显示,中国500强企业中,有43家出现严重亏损现象(有19家亏损超过19亿元)。其中42家是国企,只有一家是民企。  制度红利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其实就是政府公司化,各地方通过降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招商引资,以此支撑起了巨大的投资浪潮。  同时政府直接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常常因为过度投资和腐败推高成本而使GDP增量的“奇迹”单更加鲜艳。  但是,接踵而至的产能严重过剩、环境污染与破坏和类似高铁3.4万亿元滚雪球似的巨额债务将长期困扰中国。  截至2014年6月底,铁总背负各类债务3.43万亿元,资产负债率超64%。全国铁路投资额仅达年度计划三成左右,开工情况并不乐观。  城市化红利消失  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严厉的反城市化政策,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知青下乡、大小三线建设等,这一切使得1978年改革开放逐步释放民众自由尤其是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后,中国城市化迎来井喷和补课效应。由此带动的住房、家电和家具等耐用消费品支出,是支撑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二大因素。  但同样因为过去城市化主要由政府主导,导致中国大地上城市面积扩张远大于人口扩张的局面难以遏制,城市化红利因此有变成城市化陷阱的风险,包括大量高铁沿线建设的“高铁新城”,相当多都有沦为鬼城、空城的危险。2014年全国楼市普遍陷入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滞销局面,银行惜贷是一个方面原因,相当多中小城市的过量供应则是更为本质的原因。  城市化创新红利衰退。城市化带来的创新能力为什么要从城市化红利中单独提出来?因为它对一个国家的未来起着生死攸关的决定性作用。本来,一个国家在正常的城市化时代,随着年轻人口大量进城,伴随着的往往都是人口聚集带来的创造力爆发,创新能力往往像核聚变一样不可遏止。这是产业由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关键。  但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化65年来一直都是不正常的,到今天还是不正常的,因为政府做出的往往都是逆城市化的干预行动。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年轻人口下降,超大城市对外来人口排斥导致年轻一代不敢多生育、同时过多时间和精力被迫用于担心和解决下一代的上学问题、导致他们无心无力安心创新,缺乏思想自由的大学教育对新一代创新能力的扼杀,精英外流,四位一体,共同窒息着中国城市化的创新能力。  它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将是非常致命的。由于外来人口涌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从1070万增长到2069万,而北京小学数量却从2867所锐减到1081所。为了控人,北京严厉打击黑幼儿园、严厉禁止民办中小学招收“五证不全”的外来人口子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迹”走的都是粗放、高能耗、高腐败、高投入、高污染、高度两极分化、低效、低工资、低附加值的不归路,创新水平和能力极低。  诚如信力建《中国赶超美国究竟需要多少年?》所言:2014年有260家制造业企业跻身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合计23万亿元,但净利润总计仅为4623亿元。利润极高的高科技数码电子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方面,中国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西方许多国家,甚至被韩国远甩在后面。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流动,平等的权利,天下一家的博爱情怀,才会有永恒的创造和奇迹。否则,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昙花一现。  早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就断言: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一是中国的城市化。  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好好地利用城市化红利,反而由于一系列不科学、不合理、不自由、不平等的城市化决策,导致了我们红利变陷阱,机遇变挑战。如果一切不改弦更张,彻底回到更自由更平等更市场更法治的发展道路上来,我们将不得不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大衰退。  而且最为悲催的是,我们的80、90、00、10后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将被迫承受这种大衰退的后果,但他们却没有力量来参与和改变今天的决策。  精英移民海外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有过这样的表述: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的有钱人都想移民并带走他们的财产。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其中,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两波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波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10年中已呈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波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波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2010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表示,中国海外侨胞超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国内某刊物曾意味深长地写道:“中国会不会再现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现在已有苗头。”  有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就读的大陆博士生在网上撰文称,今天的中国坐拥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外汇储备,成功地举办了令国际社会叹为观止的奥运会和世博会,大有万邦来朝的气象,好比当年的李唐盛世。然而,这样的国力却挡不住中坚阶层脚底抹油移民外国的风潮,难免让人感到奇怪。  《华尔街日报》提出了一个更为发人深省的问题:在历史上,崛起的大国从来是吸引外来移民的磁石。  普通人很难想象中国精英的移民热情。以加拿大为例,为了阻挡住汹涌而来的中国移民潮,加拿大政府被迫不断提高了投资移民的门槛,然而,申请移民的人不减反增。  曾有学者对这种精英移民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夏学銮这样说:一些富豪没有大局观,移民只考虑个人因素,没有发挥“先富”带动“后富”的作用。  这是比较迂腐的观点,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吃不到葡萄骂娘的无耻行径。事实上,很多普通人都动过移民的念头,他们的想法很朴素,那就是“一有钱就马上移民”。  某种意义上说,移民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思潮会不会对执政党产生某种反作用力,推动其加快改革步伐呢?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精英移民潮无法遏止,20年后的中国必将处于一个非常凄惨的境地。  专家观点>>>  许善达:一带一路政策搞十年可改变中国经济格局  屈宏斌:中国经济可能持续低迷需推出更多宽松政策

中国经济是否通缩判断标尺不能只用一把  伴随1月份CPI和PPI数据发布,对中国经济陷入通缩的担忧声又起。仅凭单一数据作出如此判断,未免武断。综合各项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我国经济并未陷入通缩,无需过分渲染通缩预警。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0.8%,跌破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4.3%,连续35个月为负值。有人认为,从数据看,我国经济已经听到了通缩的敲门声;还有人认为,结合目前经济所感受到的下行压力,已经处于通缩之中。  在随处都可发生蝴蝶效应的复杂经济运行面前,如此简单的推断未免太过草率。一个经济体进入通缩的特征并非仅有一组价格数据,还有供给不足、需求疲软、经济增速和就业人口降低等指标。  首先,我国未出现物价持续下跌。通缩意味着价格长期下跌,单看短期数据不足为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物价下跌持续两年以上才称得上是通缩。2010年以来,我国的年度CPI增幅始终在2%以上,在PPI连续下降的35个月中,CPI增幅也始终保持正值,物价一直保持上涨,只是上涨幅度有所变化,这与上述通缩特征有较大差异。另外,由于物价在过去几年中上涨较快,目前居民对价格上涨感受依然较强,尚未形成一致的物价下跌预期。  其次,应当正视经济基本面。无论是我国去年7.4%的经济增速,还是城镇新增的1322万就业人口,以及同比增长10.1%、高于GDP增速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说明尽管目前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较大,一些地区、部分行业增长乏力,但我国经济整体运行状况仍然健康稳定。  第三,与通缩如影随形的消费疲软、投资减少并未出现持续、处处低谷的征兆。一般来说,通缩的状态下,企业利润和职工工资被缩减,再加上实际债务负担加重和物价持续下降的预期,可能导致投资、消费需求减少。而去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9.6%,大致与收入增速相当;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7%,仍保持较高水平。以电商、服务业创新为代表的一批新的商业模式的崛起,正在撬动和激发新的消费热情。“一带一路”、产业升级、环境治理等政策引领的投资热潮也正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的信心,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投资的方向。  也有人喜欢用国外的CPI数据对中国经济做判断,但衡量之器却有差别。比如,我国在统计CPI时要计算所有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美国等国家则统计将燃料和食品价格剔除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核心CPI。统计方式不同,使用方式有异,生硬借鉴和套用,难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来自经济泡沫破裂后、经历了“失去的20年”的日本 。此间日本两次出现通缩且间隔时间不长,一次是1998年至2005年,另一次2009年至2012年。即使日本央行将名义利率降得很低,但由于通胀率为负值,实际利率依然较高,导致企业债务负担沉重,投资意愿降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用一把尺子,描述出的是某一条线上的点,两把尺子,描述的是X轴和Y轴交会的点,而评判中国经济这个点所处的位置,显然需要更多的轴、更多的维度、更多几把尺子,去衡量,去描绘。对复杂事物的判断,仅用一把标尺来判断,未免不够客观,更谈不上全面准确。(中国经济网)

改革是中国经济第一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反复谈到“四个全面”,这无疑是让中国梦照进现实的最佳诠释。从务虚到务实,梦想不是靠空等就能兑现,正如习近平2012年在记者见面会上所言:“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中国梦,亦复如是。  中国梦需要实现经济、政治、社会等的全面小康。马克思经典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就意味着,经济基础会极大地影响乃至决定着我们全面小康的进展与水平。只有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全面小康才能步步为营。  不过,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不容易实现偏安一隅的风景独好。当前,世界经济可谓复杂多变:美国的强劲复苏、欧洲的曲折增长,新兴经济体的挑战骤多……这或多或少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身心健康”。  挑战也与机遇并存,何况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关键还是中国经济自身的良性运行。当前,我们也需要承认中国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一些挑战,比如增长速度需要换挡、结构调整存在阵痛,前期累积的经济风险需要释放,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需要从理论到实践、从观念到方法更新换代才能应对。  新常态并不是凭空产生,它是对旧常态的扬弃,在历史进程中呈现螺旋式的上升姿态。只不过,这种切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能轻松跨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换而言之,中国经济将会遵循渐进式的路径,从认识到适应,再到引领新常态。显然,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而然的过程,那将是何种力量主导中国经济在三阶段里演进?我们的答案是改革,它是中国经济成功进入新常态的第一推动力。  向改革要动力,这是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卓越成就的宝贵经验。越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经济形势不佳的时候,越要大刀阔斧地推进全面改革。因为我们深信,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改革就是清理体制上的弊端、完善机制上的漏洞,它能最大程度释放中国的经济活力。  纵观过去一年,改革作为第一推动力或如静水流深,或如惊涛拍岸,其成绩单举世瞩目。比如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这些改革未必全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有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等,它们却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向前发展。  习近平说: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年。改革既要全面,更要深化,还要关键,这就是第一推动力的要旨。它要求改革者需要具备“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下定“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决心,秉持“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精神,彰显“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的气魄。(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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